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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準公共化保母托育」记者会



「实施準公共化保母托育」记者会

实施準公共化保母托育

应建立保母、家长、政府三方的互信合作

托育政策催生联盟针对準公共化保母政策的建言

保母是最适合我国0-2岁婴幼儿的托育形式

二十一世纪的新趋势显示,已开发国家女性生育率与就业率呈现正相关,有效提升生育率的有效策略为同步提升女性就业率,如此一来,近便、可靠、可负担的托育服务,尤其是0-2岁托育服务,成为不可或缺的要件。俗话说「头过身就过」,有好的0-2岁托育服务帮助女性保住工作,女性才敢于生育,也才能够让家庭有足够的财力生养孩子。

此外,本联盟将丹麦和瑞典政策加以比较发现,瑞典早期婴幼儿托育依赖保母,但随着育婴假增长为16个月,保母逐渐式微,家长转为直接使用机构托育(幼儿园)。至于丹麦,由于产假加育婴假仅约一年,保母至今仍为0-2岁托育的主轴,托婴中心少之又少,且皆由公益团体营运。简而言之,婴幼儿送托年龄越小的国家,越适合保母托育,这是因为保母托育具有近便、居家环境、稳定的依附关係等特点,最能符合婴幼儿和家长的需求。

台湾实质育婴假偏短,孩子很小就被送托,此项因素使保母居家托育成为最适合政府大力推动的婴幼儿托育模式。因此,在政府推出準公共化教保服务政策之际,本联盟延续「好路报你行,歹路报你避」的使命,提出下列分析及建言。

现行制度缺失──防弊主义、欠缺退场机制及阻挡优秀人才进入

现行「保母登记制」及其实施办法,有三项亟待改进的缺失。其一为防弊模式的管理,繁琐、难以执行(收托人数限制日托、全日托、夜托规定各自不同,每年度在职训练、体检等规定以行政中心为考量,频繁抽访却无法有效处理等等),处处显露对保母的欠缺尊重与信赖,引发保母群起抗拒,不愿配合,以致管理负担沉重却成效低落。其二为欠缺合宜、有效的退场机制,让保母系统中隐藏着「小错不断」的地雷保母,一旦酿成大祸,即成众矢之的,严重伤害整体保母的社会形象,并让许多家长由于不放心而辞职在家育儿,或选择其他比较不适合婴幼儿的托育形式,或乾脆少生、不生。

管理成效低落,且欠缺有效的退场机制,以致防弊措施必须不断升级,而形成第三项缺失:规定如果保母自己有两名六岁以下小孩,就不能收托(按:依规定保母「可收托四名幼儿,其中不满两岁者至多两名」,相较之下,保母自己的小孩每一个被算成两个,明显不公)。也就是说,有两名六岁以下小孩的保母,竟然直接被剥夺担任保母的工作权(工作权难道不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这项规定让疼爱小孩、想要多生小孩的女性被排除在保母职场门外,也导致保母新血人力断源,而这些女性往往是最适性的保母。排除了众多适性人才,却又将地雷保母留住,导致顾人怨、反效果的防弊措施持续升级,家长的不安心则持续升高,如此则生育率危矣!

但是,于2008年儿童节上路的「保母托育管理及托育费用补助」制度,十年来的确也发展出诸多正面因子,包括:建立了保母管理系统、网罗了两万名以上的合格保母、设置了县市审议会、订定了各县市收费基準。这使保母制度整体而言瑕不掩瑜,只须进行下列修正,即可成为準公共化政策的理想载体。

一、适性人才+保母自律+分层退场机制

为今之计,应儘速重新检视现行保母托育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消除对于保母不公平、有欠尊重之处,朝向「保母自律」修正,取代现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顾人怨的无效防弊措施,并广纳适性人才,辅以精準的分层退场机制。

上述修正,能够在良莠不齐的「登记制保母」群中,划出一个「準公共保母的真子集合」。此真子集合的产生,可以让因个人行为或特质不适任而分层退场的保母(只要他/她没有触犯法律),以及不想加入準公共化的保母,仅是退出「準公共化」,但仍然可以存在于「登记制」的範畴内,保有其工作权,这样就可以使退场机制较为容易执行。

 「实施準公共化保母托育」记者会

 二、建立保母、家长、政府三方的互信合作

政府和社会应该知道,唯有保母、父母、政府/社会都认同协力照顾小孩的责任,小孩才能得到好的照顾和教养。但现行制度有一个严重的迷思:政府补助的是家长,却误以为托育是保母单方的事情,因此倾全力于管理、防範保母。

前述迷思所导致的心态,使保母普遍不受信赖。常有家长出于疑心而干扰保母托育,部分民意代表甚至主张于保母家全面加装监视器,这无疑会损害受托儿权益。恶化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部分保母因为感受不到正向的召唤,转而以防範家长、多赚保母费为目标。

上述负向循环的改正,有赖政府、保母、家长三方的改正。本联盟建议:政府不应只要求準公共化保母跟政府签约,而应该订出三方互信合作协议,明订保母、家长、政府(及政府委办的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应秉持的态度/价值、应有的和应避免的行为/作为,让三方平等签约,共同建立互信合作、协力照顾的新育养文化/价值,破除恶性竞争、自私自利的现有育儿心态及行为。社会各方应该理解,唯有以协力育儿取代恶性竞争教育,减轻亲子双方的沉重负担和压力,我们才有可能解除低生育率,并育养出良善且有能力的下一代。

三、订定轻省可行、合乎公平正义的实施办法

本联盟在此提醒,政策设计基本上是逻辑的问题,是数学的问题,也是人性事理、国情民情的问题。以此考量,我们建议将準公共化保母政策的几个微小却致命的bug修改如下:

首先,政府补助应订定全国齐一标準「六千元」,而非如行政院宣布的「最高六千元」,意图让政府节省收费较低地区的补助金额。行政院规划让各县市各地区分别订定高低不同的补助金额,势将引发棘手的决策困境及行政困难,而且也很难排除不公平、逆分配的效果(会使家长付费能力较低地区得到较低的补助)。

其次,我们认同準公共化保母应该排除仅受126小时培训者,但建议採取落日的方式,辅以考照辅导,给予这些保母一些时间去考丙级证照,以免除保母们的恐慌与反抗。

同理,我们赞成政院已採行的几项调整,包括:採行各县市早已订定并公布的收费基準(含收托时间、副食品费、年终奖金、延托费等等规定),以及将补助直接发给家长。原因是,保母「居家式托育」是唯一真正有「準公共化」潜力的0-2岁托育服务型态——保母係属自营工作者,在政府订定合宜的收费基準后,家长的付费完全等于保母自己的薪资收入。

反之,托婴中心、幼儿园等「机构式托育」,涉及个别私人雇主的经营成本,包括叙薪、劳动条件、硬体摊提,以及最重要的利润考量。换句话说,直接补助「送托保母的家长」,再加上收费基準管理,就可以达到「减轻家长负担+改善人员薪资」的双重目标。然而,补助「送托机构的家长」,却会因为各家园所财务及营运成本的複杂度、差异度,导致政府无法订定明确的收费基準,也因为法规(例如準公共化规定与劳基法、税制等)的扞格,而无权介入机构内部的叙薪、劳动条件、获利限制等事项。

多年来各方不断呼吁政府少发钱、多直接服务。而直接服务政策的成功要件为设计周全、务实可行。本建言所提的「自律」与「互信合作」的基本原则,是使照顾政策周全轻省的诀窍。这是来自北欧成功模式的启发,唯有如此才能使政策兼顾理想面与务实面,具有足以团结社会各方的价值与力量,成为推动政策切实执行的动能,而能使整套政策发挥环环相扣的良性效应,包括促进生育与就业、提升家庭收入与生养能力、实践性别平等、育养健康有能力的下一代等等。

呼吁保母、家长、政府三方团结

本联盟最后要向保母、家长、政府三方发出强力的呼吁:

保母是最适合我国0-2岁婴幼儿的托育型态。唯有靠着三方团结,平等互信,协力合作,才最有利于幼儿、家长、保母、政府/社会。如此,幼儿和家长可以得到最适合于婴幼儿的近便托育;随着更多婴儿出生、更多女性就业,保母托育将为女性提供大量的稳定工作,而且,「(準)公共保母」的身分,也将大大提升保母的社会形象和自我形象;政府则可解除低生育率的恶咒,重建适应新世纪性别角色的生生不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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